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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货币变量要软很多。

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导向下，在近中期推出并贯彻县级财力保障制度，从近期延伸至中长期着力于动态改进一般性转移支付因素指标与制度设计，使之更加客观、公正、有效，同时扩大其占全部转移支付财力的比重，适当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尽可能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

充分重视地方税体系和地方债制度构建我国中央地方关系还处于进一步走向合理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澳大利亚和德国地方财政对联邦政府的依赖程度都不超过25%。但将体制规定必须返还给地方的税收返还扣除之后，目前的中央收入比重则约为43%—44%。第三，需要继续积极推进转移支付体系制度的改进。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自有财政收入差距很大，2005年我国各省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与自有财政收入口径相当)的基尼系数为0.471，差异明显，实行中央补助后(包括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各省区人均财政收入基尼系数下降至0.328，下降了0.14，降幅达30%。

假如我们不能坚持最基本的全国一律特征，我国分税制的根基就会动摇——试想，如按有些同志听来似乎有道理的主张，把欠发达地区的增值税25%分享比重(或所得税40%分享比重)提高，用以因地制宜地缓解地方困难，那么这一个省(区)如果调为50%，另一个省(区)马上会抬出一大堆理由要求升为60%，最欠发达的边远省(区)则可能会要求70%以上，而发达地区同样会忿忿不平地摆出一大串困难来也要求改变比例，这样，体制的实际规则，就会转变为一地一率、讨价还价的分成制，分税制体制的框架便将随之而轰然倒塌，于是乎，原来弊病丛生、苦乐不均的跑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无休止的扯皮等等问题，就都会卷土重来。同是拿取40%的所得税，但企业效益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人均比较的所得税数量，在不同区域往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知道，我国的改革自农村始，但是农村金融确是改革最滞后的部门。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一种物权，只有这种认定才有利于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在研读了成都市的试点文件和四笔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案例后，我按耐不住欣喜之情，首先要对成都市大胆探索表示崇高的敬意。之后不得不退回到以生产队队为基础的体制，但是农村的产权模糊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低落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了物权体系中主要由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基本物权组成，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方面的主要物权，包括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四种基本物权，即一权（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带三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已经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着深远影响。

然而，中国的极左势力、极左意识形态毕竟太强大了，改革派不得不一小步一小步地战斗前进。就在农村金融改革被心急如焚的学者们称为不可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时，被嗷嗷哺的普通农民们大失所望不抱幻想时，成都率先破冰。

各地民间借贷虽很活跃，但大都是地下游击，至今并没有合法名分。以生产队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权产生以后，就成为法学界研究的对象，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它的法律性质，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但是，物权法又规定土地所有权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为财产不得抵押，从而堵住了农户以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抵押而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渠道和机会。这从农户土地家庭使用权从一开始的试验几年、到第一轮承包15年、到第一轮承包30年、到长期不变、到长久不变的历程，可见一斑。

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准生的门槛特别高，自2007年初至今4年多了在全国仍是凤毛麟角。据《财经》杂志2011年第3期报道，2009年底，成都市决定将涉及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产权进行抵押贷款试点，并在国内首次就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主体、贷款申请、债权实现等做出了明确规定。2002年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党的15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以宪法为根据，从物权的角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做了规定，但是这部法律没有使用用益物权这个概念。而按照惯例，凡是越过了意识形态底线的，都要被扣上私有化的吓人帽子，都要受到批判，重则要对其身心进行惩罚，直至今日仍然可以看到有人挥舞私有化吓人帽子打人整人。

成都试点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的理论意义，是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为农户的财产被官方、被社会所承认。对这种现象，学着们又许多精辟概括，如农村金融衰败（茅于轼）、农村金融萎缩早就是不争的事实（易宪容）、几乎是一片荒芜（党国英）、既有金融体系的崩溃（李昌平）、几乎还没有开放（深蓝）、正规金融真空（胡星斗）、严重的系统性负投资（王曙光）、严重贫血的农村金融市场（许志永）、农村中的部分弱势群体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吴耀祥、谈儒勇、李猛）、补贴式信贷造成需要扶持的那些农户往往没有得到资金，而农村金融市场则遭受严重破坏（冯兴元）。

之后随着研讨的深入，用益物权被大家承认为独立的财产权利，是一种独立的物权，农户也由此成为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认为是物权的人一开始为了迁就极左意识形态，把它命名为用益物权。

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批判了极左的路线，终于承认了农户土地家庭使用权，才让全国人民吃饱了肚子。但是好景不长，此后不久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潮，强制农民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特别是人民公社，其结果是人民公社的桥梁不但并没有通向共产主义天堂，反而是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最近刚刚出版的党史二卷采用饿死1850万人说）。当然，物权法也没有把话说死，而是留了一个尾巴，规定法律有规定的例外，这就给今日成都试点土地使用权作为财产抵押贷款，留下了空间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和专职政治家的劳动产品，将直接地、严重地干涉社会上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和专职政治家不忠于自己的良心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那整个社会就乱套了。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之所以正确，就因为在一部分人富裕之后必须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如果不能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必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因噎废食，因为政府的政策错误就彻底取缔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行为。

在效率和公平中没有，也不应该区分第一和第二，二者必须一视同仁。所以，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生产力及其创造的财富，也必须相对地为每个人和一切人享用，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必须相对地依靠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积极努力和创造性实践，而不能仅仅依赖少数精英。

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真理。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市场经济起源时期，就不存在法律的规范，市场同样存在。

所以我们作决策可能会有错误。反腐败要‘表‘本 兼治 ，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如果只关注收入平等，可能会损害效率。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

是否真的需要四万亿也可以质疑。张维迎先生说：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5]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

这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只能以他们非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职业身份来谋取私利。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片面注重效率，应该不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年后，在贫富二极分化严重，基尼指数达到4.9的大幅度超警戒线的现实状况中，重点关注公平和共同富裕不但是必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低工资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就必然地影响消费，消费萎缩就必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之一。劳动力之所以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根源，就是我指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 劳动者因为生存的迫胁无法拒绝低工资，所以劳动力商品不会像其他商品那样，因价格趋低而减少供给，使价格自动、自然地恢复均衡。再说，就算减少权力是反腐败的措施之一，那么至少，张先生也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如何来减少权力，仅仅依靠市场的自由、自然和自发的发展吗？我在几年前就指出，人民民主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是中国反腐败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如果这二大必要条件缺位，中国的反腐败必将一事无成。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

这种人类的实践成果，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成果，并不取决与个别决策者和政治家，也不取决于个别经济学家，而是必须集全体国民的智慧来实现的。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

[8] 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这种避重就轻、回避主要问题的现象，在中国主流学术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其二是，就中国目前需求乏力，投资已经冲高的现实环境下，再进一步刺激投资，能够有效吗？至少我认为效果应该适得其反。至于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处于那一点适合，取决于社会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并没有给出结论。